何师傅收藏的三鹿奶粉包装。摄影：赵晓娟奶牛养殖模式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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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改变了中国奶业格局的轰动事件被掀开了一个角，是2008年5月20日那天。10年前的今天，时年40岁的王远萍在天涯发了个帖子。他在浙江泰顺县城的一家超市陆续买了15包三鹿奶粉，13岁的女儿每次只要睡前喝了三鹿儿童高钙配方奶粉，第二天小便就会变得浑浊，甚至拉肚子。
三鹿奶粉派来协调的工作人员没能在泰顺县工商局和王远萍达成一致，王远萍把他的疑问写在了天涯社区。三鹿奶粉想办法让王远萍相信了他买到的是假奶粉，“赔偿”了他四箱奶粉，并以一纸协议封了他的口。
然而随后几个月，和王远萍一样投诉三鹿奶粉质量的家长越来越多，并最终让三鹿轰然倒下。
宴宾客，楼塌了
“以母爱为最高标准”。在位于石家庄市和平西路与友谊大街交汇处的原三鹿集团总部大院内，这八个原本被漆成红色的大字连接着生产车间与销售楼，如今已经斑驳。
10年前，这几个大字象征着三鹿奶粉的品质，而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让这种品质被践踏在地，连带着三鹿集团顷刻倒塌，10年后的今天，偌大的三鹿集团总部已经人去楼空，曾经的研发中心、销售楼、生产车间被酒店、儿童活动中心、行政单位、物流企业等不相干的场所替代，唯有信号塔上被抠去的“三鹿乳品”和架在墙外的生产管道仍然告诉人们，这曾经是全国最大的奶粉企业制造基地。
石家庄市三鹿集团旧址。摄影：赵晓娟
三鹿乳品四个字已经看不清楚。摄影：赵晓娟
5月上旬的一天，界面新闻记者在这里见到了三鹿的老员工何师傅（化名），他曾经承担着门卫和保安的工作职责，亲身经历过三鹿集团“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如今的他已经隶属于收购三鹿资产的三元集团，在三元集团两年前整体搬迁至石家庄城郊的新厂之后，何师傅无事仍然会在这里徘徊，他指了指已经变成一家连锁酒店的二楼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那里曾经是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的办公室，“加班会很晚，后来的事你也知道，可惜了。”
何师傅所说的事情是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
在当时，中国对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测定使用的是“凯氏测氮法”，以蛋白氮的数值间接推算蛋白质含量。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区别奶制品中有无违规化学物质。三聚氰胺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含氮量高达66.6%，当它和水一起被添加到牛奶中时，就能骗过“凯氏定氮法”获得虚假的蛋白质含量。
王远萍发帖的那个5月，三鹿集团接到“因食用三鹿奶粉导致结石婴儿”的投诉突然增加并开始排查原因；7月三鹿悄然回收已销售的三鹿奶粉；直到9月11日，三鹿集团发布声明，确认经自检发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6天之后，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被刑事拘留；1年后，北京乳企三元股份并购三鹿并接受该集团资产。
这场原奶污染事件，波及面远不止三鹿一家公司：
“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不仅限于儿童，但对儿童的伤害最大，一共造成了30万中国儿童受到不同程度的健康损害，长期食用添加了三聚氰胺奶粉的孩子，由于摄入蛋白质不足而导致营养不良，还会造成结石等泌尿系统疾病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几乎所有中国主流的婴儿奶粉品牌都在列中国乳协协调有关责任企业出资筹集了总额11.1亿元的婴幼儿奶粉事件赔偿金
颇为讽刺的是，当年6月，三鹿成为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乳饮料及乳粉”的唯一合作伙伴，是全国唯一“航天乳饮料”专业生产企业。
事发之前，三鹿商标是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2007年集团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作为中国曾经最大的奶粉生产企业，巅峰时在全国拥有30多个工厂和子公司，三鹿就这样顷刻间倒塌。
现在的何师傅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但他仍能想起来2008年之前，他负责门卫和安保工作时的场景，“以前每天卖药、卖饲料的、拉赞助的、卖耗材的各色访客熙熙攘攘，访客登记表都得好几张。现在已经不需要登记了，随便进。”他还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三鹿产品图册向界面新闻记者展示，而这些图册在此后十年间已经在消费者心中成为“毒奶粉”的代名词。
回顾“三聚氰胺事件”的前因后果，把毒奶粉向生产链链向上追溯，奶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客观上，“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从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奶牛养殖模式的改变。“2008年那个事件，把整个奶牛养殖向前推了一大步。”石家庄一名乳企收奶员工如今仍不愿直呼三聚氰胺其名，他5月告诉界面新闻，现在收奶时需要养牛企业先行自测和乳品企业再次检查，自己供职的乳品企业收到的原奶合格率已经达到99%。
中国的奶牛规模化养殖程度一直不高，2008年1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例只有19.5%，散户在自家后院养牛，游走村庄的奶站收奶员向散户收奶，再交给乳制品公司作为原料，整个过程缺乏有效完善的质量监控，也给了10年前在三鹿收购原奶过程中添加三聚氰胺的机会。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河北石家庄一家奶制品安全检测员正在从刚到厂的奶车内提取鲜奶进行各项检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08年11月，《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发布，支持奶牛主产区加快现有养殖场（小区）标准化改造和新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计划在2011年达到1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奶牛比重提高到30%左右。这项政策改变了原本在特别小的散户退出市场，变成集中式的养牛小区模式。
从保定东站沿着西北方向的驱车20多公里便可抵达徐水区（原徐水县）漕河镇，这里依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养牛小区，当地人称作牛场。王德水（化名）的牛场便是从养牛小区的历史开始。2008年之前，他并不养牛，而是奶站管理员，负责从漕河镇下辖的几个村庄收奶，而后出售给伊利、三鹿等乳企。
2008年之后，奶牛养殖小区兴起，有能力的奶站工人或者拥有数十头的养牛大户在村头租一块土地，盖起牛棚，让参与其中的村民集中喂养和管理自己的奶牛，同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统一榨奶后出售给大型乳企，这种养牛小区也被称为托牛所。
2009年，养牛散户陈维从拥有不到20头牛的数量开始进入王德水的养牛小区，这个在最高峰有二三十户、1000头牛规模的小区每天可以向乳企输送近10吨的生牛乳，其中包括陈维的500公斤，期间他还借此盖上了小洋楼。
保定郊区的一个养牛场 摄影：赵晓娟
2011-2012年，《关于申报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及《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项目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等对养殖小区全面进行补贴的政策相继出台，这引发了相当多有实力的进入者，包括飞鹤、伊利等大型乳企，同时让一部分养牛小区中的散户逐步退出。
一位保定郊区的牛场主告诉界面新闻，乳品厂自2013年就开始在生牛乳产业链上游的生产环节进一步细化，对饲料、饲草等都有具体要求，在药房、牛舍、奶厅等场所以及运奶车都装上了摄像头，以便畜牧机构（畜牧局）和合作伙伴随时监控，而且牛场会被索要产品质量合格报告单，从生产环节剔除风险因素。作为还未完全从养牛小区转换成牧场主的王德水为了提高管理水平，要求散户必须使用成本更高的苜蓿草、燕麦草等饲料，在如此“高压”下，陈维虽然从2013年已经不怎么赚钱了，但只会养牛的他一直坚持到了2015年，在“月月赔钱”的行情下把牛悉数卖给王德水。
位于河北徐水县漕河镇空荡荡的牛棚，王德水已经不养奶牛。摄影：赵晓娟
而在王德水的牛场界面新闻记者并没有看到泌乳牛，周边村民称，王德水已经在去年卖掉了奶牛，“原奶价格太低，赔不起了”，王德水已经放弃了这个牛场的生意，让记者“自己进牛场随便看”。
国内原奶不敌进口大包粉
其实日日低头养牛的陈维并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好好的牛奶，收奶员却不太好好要了。但王德水听说了，大企业自行建立了万头牧场有了更多奶源，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下游企业有了成本便宜的奶源——来自新西兰等乳业大国生产的牛奶、以及大包粉，这是一种由鲜奶喷粉制成的工业奶粉，主要用于乳品和食品企业进行再加工使用。
2013年之前，由于进口大包粉成本高于国内原奶价格，国内企业多以国内原奶为原料。但从2013年10月起，进口大包粉的价格从5208美元/吨的高位开始回落，并在2014年快速跳水，低谷时曾接近2000美元/吨，同期的进口大包粉的到岸价格比国产奶粉的成本要低1万元/吨。
巨大的价差让国内部分乳企和食品企业放弃使用国内原奶，这让国内原奶价格不断从2013年的4.26元/公斤跌至2014年的3.3元/公斤，且此后多年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从过去3年生鲜乳收购的价格变化趋势来看，这三年的价格一直徘徊于3.4-3.6元/公斤。
乳业专家王丁棉此前分析，而我国在2015年进口的大包粉也在60万吨左右，将近50%的大包粉用于婴幼儿奶粉的生产。此外，部分酸奶产品也使用这些大包粉原料加工的复原乳进行生产，生牛乳被企业拿来生产定位高端的酸奶产品。
在产量不断增多而需求变少的时候，不止是王德水，比他规模更大的奶牛养殖企业同样陷入了巨亏的境地。
以拥有全产业链、自营牧场为特色的辉山只是一个缩影，其实还有很多牧场资金链已经快断了。哈尔滨一位从业者向界面新闻透露，黑河市中兴牧业存栏1.8万-2万头，日均产鲜奶230吨，一个月的奶资本是2100万元，实际上他只卖得出1200多万，卖不掉的只好喷粉。每个月亏损800万元，“采购老大都急的不行了”。
这意味着产业链越重，亏损可能越多。国内最大的原奶企业现代牧业预计全年亏损超过9亿元，运营23个有机牧场和12个非有机牧场的中国圣牧则预计2017年亏损高达10亿元。
这一亏损局面，有望因更严格的乳品行业新标准而获得改观。
今年2月，由农业农村部、中国农科院推动的“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和复原乳鉴定4个新国标第一次讨论稿”向行业征求意见，新国标对4种乳品原料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例如灭菌乳中将不再允许添加原料奶粉；复原乳的检测指标——糠氨酸和乳果糖限值有了更进一步的限定。
乳业高级分析师宋亮称，这些修订如果通过，将抑制国内乳企对进口奶粉的需求，大大利好于上游养殖企业，但是目前新国标仍处于开放讨论阶段，会否通过存在变数。
不被信任的国产奶粉
“三聚氰胺事件”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后坐力，除了性质恶劣，还因为事件发生的5年前，中国还曝光了另一起引起“大头娃娃”的劣质奶粉事件。2003年，安徽阜阳地区相继出现婴幼儿因食用了劣质奶粉而腹泻、重度营养不良的情况。这些劣质奶粉所含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基本营养物质不及国家标准的三分之一，长期使用的孩子四肢短小，头却异常地大。
五年间接连发生两次严重的劣质奶粉事件，消费者的信任被毁，但重建却缓慢而艰难。
“三聚氰胺事件”即便促使上游产业链做了最快速的蜕变，但之于消费者国产奶粉仍然等同于恐惧、抗拒这些词汇。即便是当时并未卷入三聚事件的贝因美、飞鹤、完达山等品牌，在与外资品牌奶粉的竞争中相当吃力。
与此相对应的是，进口奶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荷兰最有名的乳企菲仕兰就是在2008年带着其奶粉品牌美素佳儿来到中国的。10年之后这家奶粉的销量已经冲击到外资品牌第四名。
从2009年至2015年的6年间，不仅跨境电商和物流为代购和海淘提供了方便购买进口奶粉的渠道，许多海外奶粉品牌也在借机进入中国市场。
根据尼尔森2010年的调查数据，整个市场国产奶粉的销量在50%以上，如果算上三线城市和农村，国产奶粉的市场依然占有率至少是六成以上，但到了2012年外资品牌奶粉的份额就占到了一半以上。据支付宝发布的一份《2012海淘报告》显示，当年海淘最受欢迎的爆品就是婴幼儿奶粉。
焦虑的父母带着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崩塌，转而把目光投向代购，激进者甚至连外资品牌奶粉的国行货也不相信，父母们言之凿凿地认为，在香港买到的港行和同一品牌的国行也有质量差别。
32岁的蔡萍萍在2012年迎来了第一个女儿，那时孩子的外婆每个月往返广州和香港，为孩子人肉背回一罐又一罐的惠氏奶粉。蔡萍萍说自己仔细对比过国行和港行的冲泡效果，“我肯定港行融化得更匀”。
尽管美赞臣、惠氏、雅培、美素等品牌都曾经公开表示，同一品牌的国行和港行奶粉，其主要配方、工艺、技术都是一样的，但内地家长还是不相信。往返深圳和香港采购婴儿配方奶粉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催生一条稳定而庞大的“水货客”产业链，连接深港的口岸长期站满了收奶粉的二道贩子。
2014年1月，香港罗湖入境管制站，边界海关人员查获游客准备带进内地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来自内地突然增加的需求和香港的供应量之间出现了矛盾，导致香港市场出现婴儿配方奶粉的供应短缺。矛盾在2013年激化，香港颁布了“限奶令”，规定“离开香港的16岁以上人士每人每天不得携带总净重超过1.8公斤的婴儿配方奶粉，这相当于普通的两罐900克奶粉，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
2012-2015年间，这些标注着“原罐原装”、海外牧场等字样的进口奶粉，让原本在原进口国家零售价仅100元左右的奶粉在中国变成了200-400元，除了香港，疯狂的海外代购还引发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超市对奶粉实施了销售限制。
咨询公司凯度消费者指数监测的数据显示，2015年-2017年消费者对于进口或者来自于海外工厂生产的中国品牌奶粉热度依旧在上升，在重要的省级城市和一线城市，国外奶粉（按照条形码区分）在整个婴幼儿奶粉总量中占比分别为72.5%、79.5%、84.4%。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进口奶粉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国产品牌。
菲仕兰全球CEO司马翰（Hein Schumacher）今年4月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菲仕兰在中国的业务只有10年，最开始聚焦在一线40个城市，现在拓展到120个城市，2018年计划拓展到180个城市。据他透露，菲仕兰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6.0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7亿元），今年在中国市场再投1亿欧元用于美素佳儿、以及聚焦小城市的“子母”牌奶粉渠道扩张。
其实在2008年之后，乳制品企业除了从养殖场这一传统渠道获取奶源之外，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国内奶粉厂商开始在海外建立或者购买奶粉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向消费者售卖“原罐原装”的进口产品。
例如2012年至2013年间，圣元在法国、伊利和蒙牛在新西兰、贝因美在爱尔兰均宣布建厂。去年7月，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宣布，飞鹤在加拿大金斯顿投资建设的婴幼儿奶粉厂将于2019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生产。这已经是飞鹤在海外的第二个工厂了，而且在金斯顿生产的牛奶粉和羊奶粉85%将运回中国销售。
信心重塑战役
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和海外品牌夹击，国内奶粉厂家在硬件、安全标准上改观了很多。可以说，除了不能让奶牛像海外那样在草原上散步之外，国产奶粉在品质、配方上都可以媲美海外。
曾就职于多家内外资奶粉品牌的行业人士潘亮平告诉界面新闻，由于国内奶粉监管严格，这几年奶粉生产企业在硬件设备上的标准高于海外，“所有的乳制品都打着ISO9000，工厂几乎都是GAP认证（药品级），国外品牌奶粉除了惠氏、咔哇熊是GAP的工厂，其他工厂都是QS工厂（食品级）。”据说为了保障国内工厂生产的奶粉足够安全，伊利每年在检测仪器和检测上花费2亿元以上。
今年计划冲100亿销售的飞鹤董事长冷友斌在回答界面新闻的采访问题时称，配方注册制实施、密集的市场质量监督抽检制度和不断相关部门在强化对企业的监督检查。目前整个乳制品行业合格率99.6%，婴幼儿配方乳粉合格率99.72%，可以说，“三聚氰胺事件”的负面影响早已成为过去，中国乳业已经脱胎换骨。
2018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奶粉新政”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正式全面实施。根据中国奶业协会统计，注册制新政将淘汰约200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而这些品牌大多集中于三至六线城市市场。2017年开始，惠氏、美赞臣等外资品牌都在加大渠道下沉的力度。
此外，海淘假货事件的增多，也给了国内奶粉重振信心的机会，只是，这一代人还无法完全忘记这件事。今年4月，西班牙警方宣布，破获一起假冒知名国际品牌婴幼儿配方奶粉案件，涉案奶粉重达8吨、多达1.3万盒，这些奶粉原本计划销往中国市场。
最近刚当妈妈的佛山教师郭文惠本来打算从澳门亲自购买奶粉，却“听说澳门现在也有很多假货，想买一点国内品牌的奶粉试试”，但被她丈夫阻止，“你忘记了你老家那边以前发生过什么吗？”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郭老师沉默了。
心里阴影很难痊愈。
过去的10年，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是无期徒刑的代价。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已由无期被减为18年有期徒刑，当时的原奶事业部负责人吴聚生也在5年前已经刑满出狱。而对于那些仅获得数千元赔偿的受害家庭来说，因身体带来的其他病痛是无法弥补的伤害，甚至是一代人都无法愈合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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